2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1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1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1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1《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1。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1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1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1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十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
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1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2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1
2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1，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2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1
2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1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2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1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2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3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4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123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1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2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1
2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
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br/
毛泽东传第14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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