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也慢慢安心下来。
上大学以前，总觉得北大学生会有什么魔力似的，或许是聪敏过人，或许是三头六臂，如今看来，三头六臂是没有的，聪敏大约是有的，过人却不一定了。
假如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人人刻苦。别看有的人白天又闹又玩的，到了晚上，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更是要把白天的损失给补充回来。
比如看似自由散漫的董志成，每天必拿一本文学名著，连上课都好像在看课外书，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他眼睛瞅着文学名著，耳朵竖着听讲，而手里书页，半天都不会去翻一下。
最刻苦的则是侯兵，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五点半开始自习，一整天都忙忙碌碌，到9点准时卧床，9点半发出均匀的呼声。
能在宿舍这种地方提前两个小时睡觉，而且睡熟的，本身就是一种技能，当然，也可能是侯兵累坏了，以至于挨到枕头就睡。
杨锐不能保证自己的智力高于所有人，只好学习舍友们的努力精神，半个月坚持下来，果断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
毕竟，大家都还处于大一阶段，许多基础课还是就着高中的基础在讲，杨锐在专业方面不知超脱了几代，用不着特意表现，都会在课程上表现出超过同龄人的学习水平，何况他还比普通学生刻苦一些。
只交了两次作业，教基础生物的唐集中教授就注意到了杨锐。
北大生物系是非常牛气的院系，创建于1925年，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生物专业。当然，时间早不是牛的理由，牛的主营是它在建国以后，合并吸收了北大燕大和清华三所大学的生物学精英，由此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生物专业。
到了1983年，30年前的合并红利虽然消耗的差不多了，但北大生物系的底蕴还是留了下来，具体表现就是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均有教授主讲。
这是非常夸张和令人艳慕的，虽然在恢复高考之初，愿意给本科生授课的教授非常多，但在全系统教授授课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两名大师授业，其实就已经幸福在云端了。
以大师启蒙的好处，说之不尽。幼儿时期有资格接受大师启蒙的普通人少之又少，但当一个人步入大学的时候，其实正是重塑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再启蒙时期，大师授业，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就一名科研猿来说，这几乎是它进化成人的必由之路。
向前一步是科学家，向后一步是科研民工，学界的金字塔，远比商界和政界来的残酷。
教基础生物的唐集中教授，算得上是半个大师。就国内的生物学研究来说，唐集中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历届的生物重点工程，年逾50的唐集中也总是有份参与。
但是，自80年代以来，生物学正在飞速的发展，对经费、仪器和效率的要求节节攀升，譬如正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全基因组测序，给一只果蝇做全基因组测序，启动资金就要数百万美元之多，作为国内生物界大牛，但尚未进化到大牪的唐集中教授，就显的有些力不从心了。
当然，他还是竭力申请了近百万元的经费，重组自己的实验室，力图参与明年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建设计划。
尽管科研工作很忙，唐集中还是很用心于日常的教育工作，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除此以外，唐集中和其他教授一样，也有拉壮丁的习惯。
在这方面，唐集中的主要目标是大四和大三的学生，每年的新生季，也都是教授们寻找补充兵的季节。
杨锐是唯一一个被叫到办公室的大一新生。
不似交头接耳的大四生，谁都不认识的杨锐默默的打量着周围环境。
红色的大张写字台，垒着四五叠的资料，却又倒塌了一半，像是年久失修的城墙。
窗的两边都是书架，不到一人的高度，就用三合板和木条订起来，歪歪斜斜的，毛刺乱炸，粗糙的像是民工的脚手架。
“看来，科研经费还是不够用呢。”杨锐暗自嘀咕一声，如果是有钱的教授的话，书桌可以混乱，怎么都会买一个过得去的书架吧。
穷教授可从来不是什么好称谓。助教可以穷，因为在给教授打工，讲师可以穷，因为在给教授打工，副教授也可以穷，因为在给教授打工，如果教授也穷的话，团队可就没有希望了。
没有钱搞科研，就像穷人盖房子一样，你可以用少少的钱和多多的聪明才智盖一个充满意境的篱笆小屋，但你不可能在没钱的情况下弄出亭台水榭和琼楼玉宇。
不谈一个实验室的设备和基建成本——在极端情况下，研究员可以趁着深夜借用别人家的，但做实验，你最起码得买得起材料吧。
就生物系的各种实验来说，一只小白鼠总得几毛一块的，若是想用特殊型的小白鼠，比如某种基因缺失的，一只就得几百上千块。试药用的大猩猩更贵，几万美金都是人家支持科研了。当年北大的陶其敏教授，就是因为买不起大猩猩，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试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万幸成功，并因此挽救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功莫大焉。
但是，这毕竟不是一种常态，杨锐想做的功能基因组，也不是用这种方法能解决的。
而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杨锐也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投入，至少不能全部用自己的钱去投入，何况，百万美元的资产，在中国是个富翁，丢在研究池里，也就是咕嘟咕嘟两声罢了。
“得想个办法拒绝了。”杨锐听着身边几位极为振奋的讨论，已然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