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到首都来工作是个好条件，但北京那么多人，说明在首都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杨锐给苏先凯的薪水也不突出，他的华锐实验室是私人实验室，想开1000，想开两千，都随便自己。苏先凯入了北大的编制，就由北大发薪，他最多给点奖金福利，也不能保证具体的数额。
唯一比较特别的，就是解决了苏先凯夫人的工作，不过，这个在大学里，或者说，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都不稀罕，好点的单位，都会想尽办法解决家属工作的问题，这对机关领导来说，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
而且，直到21世纪，这个政策仍然在使用，尤其是21世纪初的时候，普通高校为了招揽人才，争夺如211或者升本升大学之类的名额，往往都会给博士生两个相似的条件：解决家属工作，并解决住房问题。
美国高校亦有雷同的政策，如果夫妻双方都做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同一领域工作，那大学理论上都会给夫妻双方一起提供工作机会——虽然目的是不单纯的，但结果是相同的。
不过，杨锐招揽的并不是博士生，这个条件就非常吸引人了，尤其是吸引北京以外地方院校的人才。
研究领域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可怕的事实，自建国伊始，中国的科学研究中心就在北京，上海依靠着自身的富裕，稍微能说几句话，但是北京如云的高校联合体相比，只能说是每况日下，抽东南之血以滋京城是从来没停过的。
复旦上交之类的高校虽然偶有高招，但却是从来没有登顶过，而且是力量越来越弱的节奏。
除了上海，全国其他地区在研究水平上的差距，与北京就是绝对的天壤之别了。
看看南京大学就知道了，建国之初直到改革开放，南京大学都在各方面的指标都排列前茅，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随着中央财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只是财政倾斜一条，就足够让南大匍匐，更别说其他的无影连环脚了。
对做研究的人来说，在不在北京，差距是极大的，除非是某些特色研究，否则，地方高校想做第二梯队都要竞争。
这就比如那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著名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测序论文，作为一篇国际合作论文，它有58名共同作者，论文在8月5号投稿，两周以后被接受，其中六人在看到论文发表以前就死于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而这些研究者，全部属于塞拉利昂的凯内马政府医院，他们当然是重要的研究者，58名共同作者都是重要的研究者，某些时候，一线研究者更是不可或缺，但特征性如此之强，如此一线的研究工作，并不一定是研究者们所追求的。
研究者也是人，研究者更追求低投入高产出。
如果说，杨锐之前放出的风声，还传的不光，引起的重视不够的话，苏先凯的故事，却让杨锐和他的实验室，瞬间变成了热门话题。
年轻的CELL作者，高端仪器，还有极具人情味的实验室政策和待遇，再没有比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期待了。
杨锐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收到了1000多封履历表。
“快赶得上工厂招工了，我都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研究员。”杨锐望着每天都增加的信件傻笑。
“上次统计，中国有200多万名科研工作者，你这些算什么。”许正平其实也高兴，人多了他轻松，研究成果自然也能出的多一点。
杨锐“嗯嗯”的点头，道：“不知能持续多久，小苏同志的示范效应很好呀。”
苏先凯在旁腼腆的微笑，他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正式调过来，但人先过来帮忙了，也是此时的一贯作风。除非是领导发话，否则，组织关系几个月办好都算是快的。
许正平则道：“示范效应是挺好的，就是这么多的简历，什么时候看得完？先说好，我是不看的。”
他知道杨锐有自己的评断标准，才不想掺合着挑人呢。
杨锐果然笑着摆摆手，道：“我来负责。”
说完，杨锐就推着小推车，将一车的履历表运回了自己在角落里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大约四五十平的长方形房间，更难得的是拐角房，东西两面全是大玻璃，要是按照后世的公务员办公室标准，妥妥超标到了天上。